把地球管起来,郝平校长在北京大学政治学120年

2019-10-01 05:08栏目: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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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老教授、老前辈,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日益繁荣。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致力于研究不同政治体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比较政治学显得更加重要。近日,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所比较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该系的设立,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成为相关领域学人共同关心的课题。本刊特刊发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贺该系成立的书面致函。

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日益繁荣。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致力于研究不同政治体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比较政治学显得更加重要。近日,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所比较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该系的设立,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成为相关领域学人共同关心的课题。本刊特刊发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贺该系成立的书面致函。

大家上午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成立比较政治学系,这对北大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成立比较政治学系,这对北大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专门讲堂,北大政治学自那时起,已走过了120年不平凡的历史。今天的纪念大会,是北大政治学人的一件喜事、大事,在此,我和王博副校长共同代表学校,向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原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全体师生、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专业是法律,说得再窄一点是金融法,所以我是政治学的门外汉。但是,我曾认真读过国际关系学院很多老师的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文章。比如潘维老师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我不仅是他的读者,而且参加过潘老师主持召开的研讨会,老老实实听了两天会,自己也发了言,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又比如连玉如老师关于德国政治的研究,她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连老师请我去开会,我就去了,因为她的书写得很扎实、很细腻,是真正用了心写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这样做学问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

我的专业是法律,说得再窄一点是金融法,所以我是政治学的门外汉。但是,我曾认真读过国际关系学院很多老师的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文章。比如潘维老师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我不仅是他的读者,而且参加过潘老师主持召开的研讨会,老老实实听了两天会,自己也发了言,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又比如连玉如老师关于德国政治的研究,她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连老师请我去开会,我就去了,因为她的书写得很扎实、很细腻,是真正用了心写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这样做学问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

政治学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早在公元前325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和法律制度开展调查研究,写成《政治学》一书,探讨城邦、公民、政体等诸多问题,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开山和经典。

不仅如此,我也是北大国关学院各位学者的忠实读者。袁明老师编著的《国际关系史》、王缉思老师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论文、唐士其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朱文莉老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都是很厚重的成果。这些年来,北大国关学院的学者,不断推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证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从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中,都有很杰出的代表,这个团队非常优秀。更重要的是,北大国关学院学术氛围好、学术风气正。老一辈学者如赵宝煦先生、张汉清先生、方连庆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有很高的修养,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那种文化精神。同时,这些老先生又都有很开放的心态,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为国关学院确立了品格。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赵先生他们的贡献,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继续把学术薪火传递下去,把这样一种开放、包容、诚朴、扎实的学术品格发扬光大!

不仅如此,我也是北大国关学院各位学者的忠实读者。袁明老师编著的《国际关系史》、王缉思老师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论文、唐士其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朱文莉老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都是很厚重的成果。这些年来,北大国关学院的学者,不断推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证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从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中,都有很杰出的代表,这个团队非常优秀。更重要的是,北大国关学院学术氛围好、学术风气正。老一辈学者如赵宝煦先生、张汉清先生、方连庆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有很高的修养,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那种文化精神。同时,这些老先生又都有很开放的心态,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为国关学院确立了品格。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赵先生他们的贡献,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继续把学术薪火传递下去,把这样一种开放、包容、诚朴、扎实的学术品格发扬光大!

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在国内,北大最早建立政治学系,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北大政治学人编写了中国第一本专业的政治学教材,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和博士生。

关于比较政治学系的建立和未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外行,我想讲三点不成熟的想法,也算是我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

关于比较政治学系的建立和未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外行,我想讲三点不成熟的想法,也算是我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

最近,阅读老师和同学们编写的《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发展纪事》,我很有感触。作为维新变法的成果,北大政治学在诞生之初就确立了教育强国的宗旨。抗战时期,北大政治学并入西南联大,虽战火纷飞也从未中断招生育人。60年代初,为服务国家外交工作需要,北大国际政治系应运而生。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提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需要赶快补课”,北大政治学开始重建并快速发展。

第一,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有一个办学特色,就是重视国别研究。我们这里人才比较多,队伍比较整齐,既有研究美国的专家,也有研究日本的、法国的、非洲的、印度的专家,基本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以及主要的几个区域,都能够找出几个人专门在研究。而且,国关学院早在十几年前甚至改革开放之初,就比较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布局,把年轻老师送到不同的国家去学习深造,希望培养更多的国别研究专家。

第一,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有一个办学特色,就是重视国别研究。我们这里人才比较多,队伍比较整齐,既有研究美国的专家,也有研究日本的、法国的、非洲的、印度的专家,基本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以及主要的几个区域,都能够找出几个人专门在研究。而且,国关学院早在十几年前甚至改革开放之初,就比较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布局,把年轻老师送到不同的国家去学习深造,希望培养更多的国别研究专家。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下,北大政治学不断取得突破,并引领中国政治学发展。1996年,我们成立国际关系学院,2001年,政府管理学院建院。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中,北大政治学连续四次排名第一。在QS发布的“政治与国际研究”领域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也连续多年位居30名左右。

应该说,搞国别研究,在学术上属于“长线投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何其复杂,要拿出像样的成果来,需要好多年的辛苦耕耘。先要学这个国家的语言,然后读这个国家的历史,再然后才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否则跑到电视上去讲的那些观点,很可能经不起推敲。

应该说,搞国别研究,在学术上属于“长线投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何其复杂,要拿出像样的成果来,需要好多年的辛苦耕耘。先要学这个国家的语言,然后读这个国家的历史,再然后才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否则跑到电视上去讲的那些观点,很可能经不起推敲。

在北京大学政治学讲台和建设方面,我最近到红楼去参观,它的很多展览也讲到北大政治学的建设,其中包括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都为北大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各位老师讲到的钱端升、张奚若、许德珩、萧公权、罗隆基、王铁崖、陈翰笙、赵宝煦、张汉青、罗豪才、梁守德等都曾执教授课。他们之中,有杰出的政治家,有杰出的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他们传承了中国的政治文明,而且最早在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青年政治学人,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搞国别研究辛苦,而且见效慢,所以现在搞国别研究可能不是太时髦了,大家主要还是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一些热点问题,或者更多地是应用什么理论什么模型,按老话就是“以论带史”。我认为,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合理的,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但北大的传统,一向都是尊重那些长期坐冷板凳、功力深厚的学者,我们最反对空的东西,学问必须实实在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个坚实的历史的、语言的基础了,你再来讲理论。

搞国别研究辛苦,而且见效慢,所以现在搞国别研究可能不是太时髦了,大家主要还是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一些热点问题,或者更多地是应用什么理论什么模型,按老话就是“以论带史”。我认为,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合理的,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但北大的传统,一向都是尊重那些长期坐冷板凳、功力深厚的学者,我们最反对空的东西,学问必须实实在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个坚实的历史的、语言的基础了,你再来讲理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所以我希望,国关学院比较政治学系成立之后,还是要继续发扬好的传统,继续重视国别研究,没有对各个国家的深入细致的了解、观察和研究,那么就谈不上很好地进行比较。各位老师不要怕成果出得慢,哪怕几年就出一篇文章,只要质量高,一篇文章就了不起。过去北大讲“一本书主义”,一个学者一辈子,可能就只有一本代表作,只要这一本书写出了水平,那我认为一辈子也值了。

所以我希望,国关学院比较政治学系成立之后,还是要继续发扬好的传统,继续重视国别研究,没有对各个国家的深入细致的了解、观察和研究,那么就谈不上很好地进行比较。各位老师不要怕成果出得慢,哪怕几年就出一篇文章,只要质量高,一篇文章就了不起。过去北大讲“一本书主义”,一个学者一辈子,可能就只有一本代表作,只要这一本书写出了水平,那我认为一辈子也值了。

有着光荣历史的北大政治学重任在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还要不断地研究探索、实践创新;按照世界一流学科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借此机会,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二,希望北大的比较政治学系能够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气派。

第二,希望北大的比较政治学系能够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气派。

澳门皇家赌场最新网站,一是要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北大政治学的发展,见证了近现代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发展的历史历程,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天下为公,报国为怀”为理想的北大政治学人,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研究解决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难题,突出研究的应用性、战略性、前瞻性,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学理支撑,用中国理论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我再次声明,我是外行,所以我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导。按我的理解,比较政治学是用研究方法来定义这样一个学科,“比较”当然是我们做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哪个学科、哪个领域都离不开比较。这样一来,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的边界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晰。不像我搞金融法,就是研究银行、证券这些东西,如果去讲婚姻法什么的,就超出自己学科的边界了。但是比较政治学可能不一样,它的边界很模糊,可以管很远,很多问题都可以拿到框架里面来研究。

我再次声明,我是外行,所以我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导。按我的理解,比较政治学是用研究方法来定义这样一个学科,“比较”当然是我们做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哪个学科、哪个领域都离不开比较。这样一来,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的边界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晰。不像我搞金融法,就是研究银行、证券这些东西,如果去讲婚姻法什么的,就超出自己学科的边界了。但是比较政治学可能不一样,它的边界很模糊,可以管很远,很多问题都可以拿到框架里面来研究。

二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创造新的学科增长点。 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学科和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固守原有的学科结构,已经无法适应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不仅仅是经济变革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振兴。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北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优势,探索学科交叉融合;要探索数据治理实验室、网络治理等方式,助力学科创新发展。同时,还要坚持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探索丰富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概念、思想理念。

这种开放性,有好处,但也可能会让人觉得太松散了,五花八门,各搞各的,不能形成合力。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系要发展得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风格。也就是大家喜欢说的,形成了什么学派。要成为一个学派,可能在研究领域上就要有一些讲究,还有研究的风格,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大家的观点可能分歧很大,但是在选择问题的时候,或者研究的思路、方法上,有一些共通之处,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种开放性,有好处,但也可能会让人觉得太松散了,五花八门,各搞各的,不能形成合力。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系要发展得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风格。也就是大家喜欢说的,形成了什么学派。要成为一个学派,可能在研究领域上就要有一些讲究,还有研究的风格,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大家的观点可能分歧很大,但是在选择问题的时候,或者研究的思路、方法上,有一些共通之处,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三是要高度重视师资人才队伍建设,抓好立德树人核心任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要特别重视建设一流的人才队伍。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和拔尖青年人才的长期稀缺性和高强度竞争性,以更大力度、更有效的方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北大政治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讲,政治学就像一个学科精灵,可以托载学习者飞入云端,享受抽象思考的自由与乐趣,又可引导学习者脚踏实地,对具体乃至卑微的现实充满关切。作为政治学的教育机构,北大政治学要特别重视培养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发展的一流人才,不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主动担当起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任务。

北大鼓励兼容并包,崇尚自由学风。但我觉得这和我所讲的“形成学派”不冲突。大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应该会有很多共识。起码,我建议:各位老师不妨确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形成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如果有了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对学术的进步、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

北大鼓励兼容并包,崇尚自由学风。但我觉得这和我所讲的“形成学派”不冲突。大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应该会有很多共识。起码,我建议:各位老师不妨确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形成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如果有了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对学术的进步、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

老师们、同学们,

第三,我认为,学问要为中国而做,要把中国问题作为根本。

第三,我认为,学问要为中国而做,要把中国问题作为根本。

北大政治学过去120年的成就是辉煌的,值得我们每一位北大政治学人为之自豪,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北大人为之自豪。但我们不会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止步不前,而是要继承优良传统,顺应时代潮流,续写光辉历史。我想,如果北京大学要有一批学科率先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政治学理应当仁不让,担此重任。

国际关系学院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正在重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我们要研究全世界的事情。毛主席过去讲过一个话,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这当然是一个幽默的说法,但是,未来真的有可能,需要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们,把整个地球各个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全部都“管起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得到这一天,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我们与中国的崛起同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然会日益兴盛。

国际关系学院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正在重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我们要研究全世界的事情。毛主席过去讲过一个话,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这当然是一个幽默的说法,但是,未来真的有可能,需要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们,把整个地球各个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全部都“管起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得到这一天,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我们与中国的崛起同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然会日益兴盛。

预祝纪念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老师们工作顺心、同学们学有所成,祝北大政治学明天更美好!

与此同时,我想,不管大家管多远的事情,管不管地球,我们做学问的根本都是中国问题。要立足中国,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来做学问。

与此同时,我想,不管大家管多远的事情,管不管地球,我们做学问的根本都是中国问题。要立足中国,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来做学问。

谢谢大家!

我曾经和袁明老师、王缉思老师都聊过,我们有一个共识。如果一个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没有很深刻的理解,那么他去研究中美关系恐怕就很难特别深刻。袁老师、王老师他们的文章,不一定写很长,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厚重呢?为什么就是能发人所未发呢?我觉得,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很出色,更因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他们懂得中国的政治,懂得中国的历史,并且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很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学问就是有根有底的。

我曾经和袁明老师、王缉思老师都聊过,我们有一个共识。如果一个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没有很深刻的理解,那么他去研究中美关系恐怕就很难特别深刻。袁老师、王老师他们的文章,不一定写很长,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厚重呢?为什么就是能发人所未发呢?我觉得,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很出色,更因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他们懂得中国的政治,懂得中国的历史,并且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很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学问就是有根有底的。

就比较政治学而言,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政治,很多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们总是在讲:为什么西方就“成功”了?为什么西方就能现代化,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能现代化?他们很多时候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这样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起码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西方的经验。我们研究学问当然要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建立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只有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出发,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大的创新,也就是所谓“原始创新”。

就比较政治学而言,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政治,很多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们总是在讲:为什么西方就“成功”了?为什么西方就能现代化,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能现代化?他们很多时候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这样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起码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西方的经验。我们研究学问当然要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建立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只有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出发,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大的创新,也就是所谓“原始创新”。

在这里,我还想再举潘维老师的中国模式研究为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早是谁提的我不知道,但潘维老师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他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引起了国内外很大的关注,来自不同领域的很出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参与到这个讨论之中。当然,对潘维老师的理论,也有很大的争议,批评的意见很多。可是,学术问题不怕争论,就怕没有人来给你挑毛病。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潘维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可以说促进了我们很多学科的相关研究,不管是赞同他的还是批评他的,他的书都立在那里,逼着我们去反思,这样大家都有进步。

在这里,我还想再举潘维老师的中国模式研究为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早是谁提的我不知道,但潘维老师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他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引起了国内外很大的关注,来自不同领域的很出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参与到这个讨论之中。当然,对潘维老师的理论,也有很大的争议,批评的意见很多。可是,学术问题不怕争论,就怕没有人来给你挑毛病。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潘维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可以说促进了我们很多学科的相关研究,不管是赞同他的还是批评他的,他的书都立在那里,逼着我们去反思,这样大家都有进步。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还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的大国,“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正因为这种变化,对我们文科学者而言,中国问题一定是最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我们要立足于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以天下苍生为念,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还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的大国,“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正因为这种变化,对我们文科学者而言,中国问题一定是最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我们要立足于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以天下苍生为念,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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